外国友人对杭州最真实的评价：世界上设计得最美丽的花园

第九章 往事的回忆

奥古斯特·斯比斯大夫的日记。

他的女儿格特鲁德·斯比斯由德文翻译。

墨尔本，1966年。

1927年12月18日，上午4时。杭州，国画家黄玉化府第。我兴高采烈而又精疲力竭，此刻仿佛仍在梦中。我给上海的冯打了个电话，刚刚回到我的房间。他没怎么说话，甚至无动于衷。这种态度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告诉他，她至少要卧床休息一个星期。她已经疲惫不堪，弄不好会得产褥热。他是因为过分激动一时无语，还是压根儿就没有感情，不得而知。电话线路像平常一样非常糟糕。他好像只是嘟哝了几声。我想，他还是同意我的忠告。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愿意等待我们平安回来，不要再弄出什么毛病。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二十年。

我满怀激动记下今天发生的事情。两个小时前，也就是早晨七点，经过二十七个钟头的艰苦努力，冯太太生下一个儿子。我不久前离开他们的时候，母子俩都熟睡着。凌晨一点多，那是人意志力的最低点，也是老人和病人最容易命归黄泉的时候。我相信她已经精疲力竭，已经没有希望保证母子平安了。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冯会记恨我一辈子，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为了救他的妻子，宁可舍弃孩子的性命。我眼巴巴地看着冯太太的生命之火一点一点地熄灭。在没有助手、没有必要的设备，她的身体又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剖腹产已经不可能了。万般无奈，我只好为这令人憎恶的、刽子手的勾当做准备。她的房间很冷，灯光明灭不定。我来之前就有两个老太婆替她接生。现在她们都站在油灯的暗影里看我准备手术器械。我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这样一个事实——我对冯没有丝毫的畏惧。拿起手术刀的时候，我考虑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个可怜的孩子。他的躯干和四肢耷拉在外面，脑袋卡在母亲像男人的骨骼一样狭窄的骨盆里。我走到床边准备手术的时候，冯太太一定意识到我的目的。她吃力地睁开眼睛对我说话。我不知道她靠什么力量从极度的衰竭中清醒过来，反正从医学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就好像她访问了藏在灵魂深处的一个神秘的祭坛，她的意志因此而得到更新。她那双眼睛骤然间变得异常明亮，热切地望着我，说：“不要杀死我的孩子。我们绝不能放弃，斯比斯大夫。”她的从容镇静使我惭愧，也使我深受感动。

1927年12月19日，午夜。

遍地霜花，但我还是大敞着窗户。天空晴朗，月光如水，世界上设计得最规范、最美丽的花园就在眼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确实到了天堂。我一贯认为，胎位正常，头先出来的孩子，生活对于他犹如一套新衣服，美丽而舒适。这样一个快乐幸福的孩子将步步高升，世界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他。而臀位生下的孩子，为了降生人世盲目挣扎，在骨盆肌肉的挤压下艰难地通过扩张了的子宫颈，两脚朝下，进入一个充满奥秘的、洞穴般的世界。这样生下的孩子立刻踏上一条充满威胁的道路，每一个人生的转折都将伴随着凶险。能在这令人惊惧的人生之路幸存下来的人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生命之初便走错了方向。那么，是不是每一个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都终生怀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他还从未到达命中注定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他会不会认为另外一个目的地，一个比他现在生存其间更为真实的世界正等待着他，只要能找到唯一正确的途径，便可以终于找到他人生的归宿。

我自己就是这样降临人世的，深信一生坎坷的原因就在于此，而且每天都怀着一种恐惶面对生活的真实。我经常找理由安慰自己：“知足者常乐，奥古斯特。你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不应该再为这种疑虑所苦。心神不定是年轻人的事情。你是怎样来到人世的并不重要。头先出也好，屁股先出也罢，对于一生的发展没有丝毫影响。重要的是你已经来到人世。人类只有一个世界，你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别无选择，你应该快快乐乐享受余生才对。”

但是，内心深处回荡着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生活经验的反应。它比那些骗人的道理更具说服力。因为空洞无物的道理只是劝导我们丢开心中的渴望，毫无怨言地接受生活中的重重障碍。这个声音则是本能的、不肯沉默的呼喊。“你要完蛋了，奥古斯特，”那个声音悲伤地喃喃着，“马上行动起来去寻找那个真实世界的入门之处吧！否则你将枉活一生。”回首往事，我一直遵从的正是这个声音不肯满足的喃喃。有时候，我认为是顺应潮流才走了这步棋。实际上，还是对这本能的呼喊做出的反应驱使我寻寻觅觅，一直从地球那边跑到地球这边。至于寻找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尽管生在汉堡，而且深受父母的喜爱，但是从小就知道，我不属于汉堡。这个念头给我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如果我和亲爱的父亲坐着雪橇穿过森林，一种怅然若失之感就会油然而生。仿佛眼前的景色不再属于我，而是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孩子的经历。

我被急急忙忙叫到冯太太的房间之前，已经在学者黄玉化这幢漂亮的典型的中国式住宅里小住了几天。时间虽短，一种眷恋之情已在心中萌动。此刻，我做好准备去面对任何不可思议的事物。命运之神把我领到这里，似乎就是为了这次会面。走进她的房间，我立刻看出这次痛苦的分娩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显然，那两个老太婆本不想让我参与此事。只是因为一场灾难就在眼前，才迫不得已把我叫来，而且用心十分明显，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将由我承担。

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告诉他们，我还需要一盏灯。灯光照到她的身上，我看见婴儿的屁股露在母亲两腿中间，好像当头挨了一棒。这种感觉以前也有过——做特别复杂的人体解剖时，我常常走神，教解剖学的老教授会给我一个突然袭击。“看这儿，斯比斯！”他警告我，“当心点儿，不要出错！如果你想一辈子有所作为，就必须成功地闯过这一关。动手吧！”

婴儿的一条腿已经露在外面，另一条腿缠绕在身体上还卡在骨盆里，会阴已经撕裂。这种艰难的局面显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起初我还没有意识到冯太太骨盆的结构和男人的骨盆几乎完全一样，便按照通常使用的办法帮助她继续分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因为出于比医学可以提供的经验更加缜密的考虑？想起父亲的描述，我意识到此刻我在马可·波罗所说的“天堂之城”碰到的情况和五十年前我在汉堡降临人世时遇到的麻烦一模一样。好像一只不停的钟为我奏响生命的乐章，好像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在和汉堡相对的地球这边，我终于恰逢其时，恰逢其地，开始了新的生活。自从来到中国，我心中一直涌动着缕缕柔情。以前我常常对此迷惑不解，现在却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好像有一个天使飞进这个屋子，闪光的翅膀从我眼前划过，幻化出我自己降临人世的景象。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冯太太和那个婴儿的巨大的同情，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温情从心中升起，好像我自己正经历着这两个人所面临的危险。我明白，我终于面对了自己。

然而我是医生，无论是否因为这种幻觉而目眩，都不能站在这儿袖手旁观。我们又一起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了积累一生的经验，试图从紧锁着的骨盆中弄出那个孩子，可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孩子的脑袋还牢牢地卡在她的身体里。就在这时，我做出那个为了救母亲的性命，必须牺牲这个宝贵的小生命的决定。我抱着这样的目的走到她身边。精疲力竭的冯太太欠起身，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声音命令我不要杀死她的孩子。在轻轻摇曳的灯光下，我们俩相互凝视着。我看出她绝不容忍我的这种想法，绝不答应有丝毫的退让和妥协。她的目光告诉我，如果今夜不能成功，她便不会再有前途。我毫不怀疑，她已经把生命的赌注押在这件事情上面，宁愿死，也不肯放弃。面对她如此坚定的决心，我自惭形秽，默默地放下手里的器械。

就像童话中切腹取肠的食人巨妖一样，明明知道我将给她造成巨大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我还是在她身边跪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手伸进已经撕裂了的婴儿降生之地，并且终于摸到孩子的脑袋。我摸到他的头盖骨，像对付一个顽固的泥球一样，设法校正他在宫腔里的位置，直到在我的手里，那似乎不是一个脑袋，而是相互分离的两个部分。冯太太像矗立于火焰之上的殉难者，被激情和痛苦折磨着，用怕人的声音鼓励我。我不顾孩子的死活，终于用这种残忍的、原始的办法，把孩子的头颅推出那个和男人的耻骨一样狭窄的骨盆。孩子的脑袋出来之后，已经扭曲得不成形状，左右两边错了位置，就好像这个生命的创造者十分笨拙，连人体之美最根本的匀称也不懂。我惊讶地发现孩子还在喘气。他的右眼周围留下了永远难以弥合的伤痕。

听到尖细的哭声，她抬起头，要看看孩子。看见是个男孩儿，她舒了一口气，嘴里喃喃着，向命运之神道谢。她似乎并不在乎孩子满脸的伤痕，怀着一种让我惊叹的满足，把他紧紧贴在胸口。母亲和儿子经过苦难的历程终于走到一起，无需再说什么，只有紧紧拥抱，从对方身上寻找慰藉。他们精疲力竭，沉沉入睡。我站在旁边看着，从来没有对人的诞生，对深沉的母爱有过如此生动的体验。我仿佛亲眼看见一个新的生命从母亲的血肉之躯成长起来。两个生命在这里融为一体。两个人既是分离的，又是一体的。同一块血肉分成两个个体。我站在那儿，疲惫不堪而又兴高采烈，被渲泄的感情托举着，就像被向上升腾的热浪推动着的小鸟，无需使劲儿就可以展翅翱翔，俯瞰荒漠与高山。我看到的则是生命的源头和人生的无定。我问自己，如果在我面前熟睡的这两个人是一个人，我会不会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呢？毫无疑问，世界上只有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故乡。我深受感动，默默地站在那儿，好像举行一场秘密仪式。其中的含义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做着这一切，就好像我是这个团体的神父、接生婆，和面对这个孩子的诞生以及我自己的再生而沉思默想的人。在举行我设计的这场小小的仪式时，我给这个婴儿取了一个名字：浪子。中文的意思是远游的儿子。我希望他一路顺风，而且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踏上充满焦虑的、寻找故土的道路。如果他像我一样走运，就会重新找到生命的源头。

这便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记录。月亮早已隐没在山峦那边，花园里一片黑暗。清冷的夜空繁星点点。老画家的诗句又回响在我耳边：辛勤半生方知真，南山脚下度余生。我想到黄的花园里散步，又怕惹他生气。我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知之甚少。

1927年12月21日，下午3时。

她还在发低烧，但是身体恢复得很快，浪子喂养得也很好。他那有点儿错位的五官很难再恢复得连一点儿痕迹也不露。但是在母亲眼里，他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她一会儿也舍不得离开他，更不愿意让保姆抱他。今天早晨，我听见她管他叫“和”。这个字是和谐、和睦的意思。我没有告诉她我对这孩子未来的预感。我们俩谁也不曾谈到这孩子和冯的相似之处。

回到住处刚半个小时，又是一顿丰盛的宴席。把黄家的美食称之为丰盛的宴席还不够，因为这种豪华宴席礼仪周全、规矩严谨，看起来更像宗教活动，而不像普通的家宴。像一切宗教活动一样，黄家的宴会也有一种戏剧色彩。至于于洪孟的烹饪技术，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总而言之，不管他们把我看成出席圣典的君王，还是把我看成童话里的产婆蟾——生怕我施展法术，让他们的女人生下丑八怪——反正对我来说，吃饭是一天最辉煌的时刻。从打十二岁，我就一直盼望创造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角色。那年，我看了席勒[1]的《强盗》。那时候，我觉得戏剧比生活更伟大。因为我是从戏剧而不是从生活，第一次看到人们的理想可以自由表达。而这种理想对整个人类来说，更自然，更真实。

殷勤的、神情阴郁的“观众”在等待我。我走进黄宽敞的、没有取暖设备的客厅，在正中放着的那张没有台布的柚木方桌前坐下。这张桌子和我坐的那把精工雕刻的椅子是这个房间唯一的家具。我的“行头”是一件十分漂亮的皮袍子。这是我来黄家头一天，于洪孟送来的。当时他一边叩头，一边紧张地喃喃着什么。后来，冯太太告诉我，这件皮袍相当值钱，整整用了18张银狐皮。皮袍领子紧紧箍着我的脖颈，下摆长及脚面，穿起来既舒适又暖和。穿上这件袍子我的身长好像增加了一倍。我很喜欢给人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一个巨人，一个不合比例的人物，不再是我自己。

我来黄府的头一天便穿上这件银狐皮袍，坐在这张椅子上等待开饭。周围的环境虽然有一种新鲜之感，我还是等得心烦。因为饭迟迟不上，而我几乎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房门敞开着，正对黄家大院。这个院子相当大，简直像个广场。我和冯太太是坐在冯的庞蒂亚克牌汽车横穿这个院落的。当时的场面倒也壮观，一副衣锦还乡的派头。此刻，院子里空空荡荡，我虽然饥肠辘辘，却没有什么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只有寒风卷起黄尘不停地旋转。我正寻思他们大概把我忘了，一位农妇走过来站在门口，直盯盯地看着我。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就好像我不是一个和她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博物馆里的一件展览品，是上个世纪一位伟大的苦行僧的复制品。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农民，站在她旁边同样好奇地、直盯盯地望着我。

不到半小时，门口已经挤满来看我的人。他们默默地站在我的面前，挡住我的视线。有的人蹲在地上，有的人一条腿支撑着身体的重量，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还有的人干脆拿来破布缝成的垫子，铺在石板上舒舒服服地坐下，似乎要在这儿安营扎寨。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说话，只是神情严肃地、直盯盯地望着我，信心十足地等着大饱眼福。似乎他们比我更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蜷缩在皮袍子里面，望着门廊上面的大梁，对他们的凝视和我自己的命运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我目前的处境，和我在这些人眼里到底是怎样一副样子。我想，看到我这副打扮，他们一定觉得我像一个肥胖的、不成形状的蛆虫，或者一条蚕。这玩意儿在杭州非常出名。早在13世纪，那位威尼斯人访问他们之前，杭州人就已经大量养蚕。此刻，他们一定是等着用分给我的那份桑叶喂我。

我发现，语源经常能够从许许多多可能性中提供与我们随便想出来的某一个形象相对应的词汇。而这种看似偶然的选择，实际上是文化与历史引导的结果，远非兴之所致、信手拈来的比喻。于是，我进一步考虑，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蚕联系起来？当然，首先因为我穿了这件皮袍子显得格外臃肿，和蜷伏在桑叶上的蚕有一种形体上的相似。不过，没有多久，自由驰骋的思想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便使我想起蒙田[2]的论述：“恐惧往往由奇怪的幽灵而生，比如父亲和祖父的幽灵，披着裹尸布，从坟墓破土而出。对别人来说，他们则可能表现为larva、恶鬼、专吃小孩的妖精、狮面羊身的怪物。”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揣摸出larva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在拉丁语中，larva是指戴面具之人、隐藏了真面目的幽灵，或者还有待于暴露的存在形式。我立刻意识到，把这个拉丁语词汇引用到我们的语言里，比喻最初阶段变化的昆虫，完全出于想象，而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或者仅仅是为了增加文学色彩。这个发现让我兴奋。larva这个古罗马词汇如果作为面具解释，距离假面舞会里小丑一类人物只有一步之差。眼下，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假面舞会，而且我是唯一的舞蹈者。这个发现使我仿佛又回到不可思议的童年时代。为了保持现在的模式，我必须去追求什么。

于是，我每天都来这儿“登台表演”。这里的观众和上海电影院里的观众不同。他们不会因为电影没有按时上映而起哄。对于他们，我今天是哈姆莱特，和父亲的幽灵窃窃私语；明天是席勒笔下的强盗卡尔·摩尔，出没于波希米亚森林。对于神情专注的观众，一个热气腾腾的香喷喷的饺子无异于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栋梁。对于挤在门廊里衣衫褴褛的农民们，王朝的兴衰决定于我筷子的起落。我身着盛装，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黄玉化老先生宽敞的客厅里，有于洪孟和他的助手服侍，摆脱了奥古斯特医生沉重的责任，无聊的抱负，成为舞台上的君王或者上帝。成了一个神秘的权贵，在每天指定的时间，怀着一种献身精神，表演一番。在这天堂之城，内心深处不再有声音呼喊，要我去寻找真实的世界。在这儿，每天有一两个小时供我生活在真实的世界。如果对此有所怀疑，只需扬扬眉毛或者弯弯手指，观众便会作出反响，从而证实我做的一切都有含义，没有一个动作是浪费。我的行为不会在发生的那一刻就被时间的长河淹没，并且冲刷得无影无踪。“奥古斯特，不要再寻找了！”心底的声音在呼喊，“你终于找到了归宿！”

我要是能再碰到当年的同学，并且告诉他们我的发现该有多好！我多么憎恶他们硬要我学习的哲学！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的名字，甚至他们著作可怕的标题都让我反胃。他们那些需要费心劳神才能弄懂的理论对我简直是折磨。我多么希望能在杭州把这些哲学大师暂且撇到一边儿，让他们看看，一座舞台、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观众，足以实现每一个人的愿望。

我并不孤单。在我等待于洪孟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之前，柚木方桌上还有一个新奇的玩意儿陪伴着我——一台黑色电话机。这个来自现代世界的洋玩意儿放在黄老先生标榜国粹的厅堂里实不相宜。我们是冯的地位与身份的象征：一个产科医生，一部电话。不过尽管只有我和它一起吃饭，我们很少说话。我宁愿没有这部电话。它不过是我在黄家合法性的标志。我的观众或许会怀疑，冯是不是藏在这个黑匣子里面？是他赋予我出入黄家的权利。我是唯一一个被允许进入黄府的洋人。电话和我是冯占领黄家的结果。冯的妻子莲虽然竭尽全力重建自己在黄家的权威，我们的存在本身还是使冯居于首要的位置。而我，说到底难道不是冯派来监视她的“情报人员”吗？这是复杂的机械学，我们生存的宇宙就靠这学说的原理推动。所幸电话铃不响，我基本上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当我看到我的一位观众把目光投射到电话机上并且在那上面徘徊游移的时候，我不能再无动于衷。我把这种情况看作我的表演缺乏权威性，而不能驱除世俗的恐惧。每逢这时，我对这部电话生出怨恨，即使它不响，也让我心烦意乱。

桌子上摆满了鸭肉、猪肉、小牛肉、三种名贵的鱼、猴头、可口的汤团、水果、各种蔬菜、热气腾腾的大米饭。米饭堆得像座小山，像维苏威火山[3]一样冒着缕缕“白烟”。于洪孟的助手一会儿来换一次，一会儿来换一次。尽管我无动于衷，他还是满脸炫耀的表情。他这样换来换去，我真怀疑端上来的还是同一碗米饭。今天还多了一道用刚采摘的梅花做的汤。眼下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黄的花园里花团锦簇。我经常站在窗前观赏。花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隆冬季节，空气里弥漫着春的芳香。碗里的花瓣乍看像一滴滴殷红的鲜血。我觉得这是黄老先生的某种暗示，似乎告诉我，他也在看我的表演。从我不知道的暗处，从他的“包厢”里窥视。这些从花萼上掐下来的花瓣像白蚁抖落的翅膀，是表示他的赞成呢，还是表示他的反对？今天晚上我去看冯太太和她的儿子时，一边呷着香茶，一边聊起这事儿。她并没有对我的疑问作出回答，而是像平常一样找借口支吾过去。这个地方，什么都不是直截了当，总让你有一种置身于曲径迷宫之感，只有嗅觉灵敏才不会因为“别有洞天”而大吃一惊。

花儿总给我深深的慰藉。我在蓝颜色房门外面养的天竺葵在租界地尽人皆知。可是我并不喜欢拿花瓣做汤。我总觉得这是恶意和衰败的象征。就像弗勒尔斯·杜·摩尔——经常萦绕戈蒂埃[4]先生心头的朋友。鲜红的花瓣在汤盆灰色釉面的映衬之下格外触目，我无法视而不见。它们似乎一定要承担起传递信息的任务。我凝视着这些漂浮在汤盆里的花瓣，想起读书时做的血液凝固试验。手里拿着石蜡封闭的试管，隔一会儿看一下，试图计算出血液凝固的准确时间。梅花的花瓣在我这样漫无边际遐想的时候，已经由红变黑，粘在碗边儿上。汤晃荡着，花瓣很快就漂散得到处都是。

1928年1月2日，晚。

圣诞节和新年过去了，这儿的人谁也不曾提到过这两个节日。我很高兴，它们属于我离开的那个世界。她的低烧早就退了，正在恢复健康。当然肯定不会一下子完好如初，但是你能感觉到青春的活力在她身上涌动。今天，她要我和她一起散步。天气挺凉，但是阳光明媚。我们抱着浪子走进储藏室那头的小院，不少仆人在那儿干活儿。一扇小门和大街相通，小门刚刚油漆过，闪着耀眼的红光。人们从那扇小门走进来，夸赞浪子，还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觉得冯太太是有意叫我——从上海带回来的一件罕物——亮相。这儿的人一定认为上海是西方基督教徒的中心，也就是说，是洋鬼子居住的地方。走在她的身边，我不由得想起17世纪欧洲宫廷为了取乐把非洲人带到王宫的故事。我想，那些非洲人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穿着狐皮长袍，神情严肃，高深莫测，以极大的兴趣观察周围的事物。周围聚集了不少人，但我没有认出谁曾经是我的“观众”。后院的仆人穿得比较好，气色也不错，不像每天挤在门口看我吃饭的那些人一副食不裹腹的样子。于洪孟陪着我们。他不离冯太太和浪子左右，大惊小怪，小题大作，不时挥舞手中的竹杖，驱赶好奇的人群，似乎为了保持我们这几个人的尊严。不过我觉得那挥舞的竹杖更像一种仪式，因为院子里的人们全都毕恭毕敬，压根儿就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显示权威。我还注意到佣人们挤眉弄眼，比比画画，似乎在传递什么信息，或者对正在进行的这一切做什么评论。就像一股暗流伴随这场“仪式”的始终，更像一群小鸟看见天上飞来一只凶恶的老鹰，在地上吱吱喳喳，跳来跳去，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一直面带微笑，或者哧哧哧地笑着不停地给冯太太叩头，送她礼物。于洪孟的助手，也就是那个没完没了给我换米饭的黑矮子替冯太太接过这些礼物。我相信冯太太对于这群人拥有很大的权利，而且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权利。黄像平常一样没有露面儿，尽管我感觉到他正躲在什么地方窥视。他幽居独处，远离尘世，是另外一条蚕，躲在自己营造的蚕茧里。于洪孟是他与这个世界相联系的特使，他的哨兵和后勤部长。

1928年1月24日，天堂之城。

今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们，浪子躺在一张雪豹皮上。我抱起浪子，打算给他检查一下身体，小家伙哭了起来。冯太太把他对雪豹皮的依恋看作一个好兆头。其实凡是和他的生活有关的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说是吉兆。因为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愿望为他选择用品、安排生活，怎么会有不祥之兆呢？我俯身看他的时候，他用凸出的右眼冷冷地看着我，好像是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俩神秘的关系。同时不无苦涩地告诉我，我的接生技术不怎么样。这是一个很让人动感情的时刻。我觉得我对他负有比带给他幸福安宁更大的责任。她硬说浪子已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聪明。我倒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这个孩子不太像只有几个星期的孩子。他那副长相看起来像大人。有一种历经沧桑、饱受凄风苦雨折磨之感。他酷似父亲，就连浓密的头发也和冯一样在头皮上直立着，犹如一团乱草。她往他手里塞了一支毛笔，小家伙抓起来在空中乱晃。原因很简单，像他这样大的孩子还不会松手扔下任何东西。冯太太高兴得叫了起来，就好像是他自己爬到墙角抓起那支毛笔的。假如我让他抓我的胡子，毫无疑问他也会紧抓不放。那么她会不会也认为这是什么兆头呢？我没说什么，心里明白不可能和她讨论她不想讨论的事情。我是她的非洲人。

1928年1月29日，天堂之城。

今天下午和往常一样我吃饭的时候，忠实的观众密切注视着我。我正吮一块在蜜糖一样浓稠的、味道十分鲜美的调味汁里浸泡过的猪排骨，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围在门口看我吃饭的人连忙退后几步，我也吓了一跳，差点儿扔了手里那块排骨。我连忙擦干净手指，拿起听筒，紧紧捂在耳朵上。起初只能听见一阵嗡嗡声、嚓嚓声，后来渐渐听出许多人在电话里说话，飘飘渺渺，隐隐约约。那超越肉体的声音向充满神秘的无限的宇宙传递信息。像空幻的呓语不曾相交而是在各自的轨道上“擦肩而过”，又像颗颗流星在感光板上留下条条轨迹。没有目的地的信息。就这样，我一边听这些莫名其妙的杂音，一边小心翼翼地重复我的问候：“哈罗！我是奥古斯特·斯比斯，在黄玉化老先生家里。”我费了好大力气才从听筒里一片乱哄哄的噪音中，听出冯的声音。“奥古斯特，是你吗？”于洪孟和他那位端米饭的助手听见电话铃声，已经跑到厨房门口。他们像舞台监督和导演一样，站在门口紧张地张望着。我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和嘴巴上面，大声喊，我确实是奥古斯特·斯比斯。可是除了电流的嗡嗡声和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人们的叫喊声之外，什么也听不见。过了好大一会儿，冯的声音才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浮出水面。“奥古斯特！”他喊道。

冯一定说了好长时间，但是他的声音就像傍晚盘旋在空中的千万只鸟儿中的一只燕八哥的叫声，不管我怎样屏住呼吸，闭着眼睛，也无法听清。“那个男孩儿，奥古斯特？”是我唯一听清的一句话。过了一会儿，又飘飘渺渺传来一句：“那个男孩儿？”

“他很好！”我大声叫喊着，憋足劲儿又用更大的声音喊道，“他很好，长得挺棒！”我屏声敛息，听了好大一会儿还是听不见冯的声音，只好慢慢地放下听筒。人们都瞧着我。于洪孟和他的助手也站在“舞台侧面”看我。整个前厅回荡着我的叫喊声。我是不是表演得太过火了？没有人鼓掌。一个演员如果没有掌声鼓励，很难弄清自己到底演得如何。于和他的助手相互瞥了一眼又回到厨房。别人还站在那儿看我，满怀信心地等待一个让他们满意的结尾。

1928年3月10日，杭州。

我再也不会满怀热情地把这个地方叫作天堂之城了。我的观众总算心满意足了。事情是这样的：春天到了，我知道不久就要返回上海，何时再来造访很难预料。于是几天前便决定外出一游，实现多年来的愿望。我没有告诉冯太太。自从来到杭州，我们连大门也不曾迈出半步。我怕她不同意我的计划并且设法阻止我。平常，我总要对着丰盛的午餐坐上两三个小时，可是今天只吃了几口点心便准备上路。

我穿着那件有点儿鬼气的皮袍子，头戴一顶挽着鲜艳的红飘带的草帽，只吃了两个汤团就从我的“宝座”上站了起来。坐在门口的人们没有预料到我会有此举，全都站了起来。平常我都是穿过客厅回到住处，今天我却勇敢地朝我的观众大步走去，想从他们中间穿过，出前院，上大路。

可是那些人满脸严肃，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并不让路。我面带微笑，犹豫着给他们叩了一个头。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之前，我把眼前的景象想象成维也纳交响乐团正在举行盛大演出，比方说，正上演《阿里亚德尼》。我自己就是洛蒂·莱曼[5]，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向我的崇拜者们走去。他们则像红海在摩西[6]的权杖面前分开一样，立刻恭恭敬敬退到两边。但是他们一动不动堵在门口，我只好停下脚步。我们紧张地相互凝视着。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不由得使我想起在上海徐家汇贫民区为贫病交加的中国人看病的情形。只是现在没有翻译陪伴我，没有一个中介人向他们说明我良好的意图。我只能面带笑容，硬着头皮从他们中间走过去，嘴里唠唠叨叨说些他们听不懂的客套话，拍拍老太太的肩膀，摸摸小孩子的脑袋，就好像我是复活节来到会众当中的罗马教皇。他们并不退让，而是像校园里一群恃强凌弱的男孩儿，把他们的牺牲者围在当中推来搡去。我奋力向前，气喘吁吁，帽子歪在一边。周围是一张张充满恶意的面孔。现在我已是网中之鱼，他们反倒有点儿不知所措。我趁机大喊一声，猛地冲出罗网，本以为他们会追上来，但是没有。我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定压倒了他们。走到门口我回转身，看见他们还紧紧地站在一起，就像一群吓坏了的羊，挤在一个小角落里，目送一条扬长而去的饿狼。我松了一口气，大笑着朝看门人挥了挥手，让他把门打开。我想，他们之所以以这样一种敌对的方式对我，一定是看到我猛然离开餐桌向他们走来，感到迷惑不解，甚至认为我会加害于他们，才作这番抗争。谢天谢地，没有发生什么让人难堪的事情。

走上大街，我立刻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扔到脑后。我迈开大步，乐呵呵地朝前走着，那两扇黑漆大门在我身后吱吱呀呀关上，门板发出敲鼓似的咚咚声。我不相信什么吉凶预兆，占卜算命。我认为，在这些人当中我是赐福者。天气晴朗，微风从山那边徐徐吹来，是一个步行的好日子。我自由自在，非常快乐，期待着在这里经历什么惊险之事。这是天堂之城初春的第一天。它完完全全属于我。我要为我自己祝贺，我是生活在中国最幸运的外国人。

悬铃木刚刚绽开新芽，别的树木已经花满枝头。我在大街上兴致勃勃地走着，全然不管人们好奇的目光。我满怀发一笔大财的希望，想象着已经在古老的瓷窑旧址开始发掘，而且一定会找到南宋初年宫廷里使用的青瓷器皿。对于西方学者和收藏家，这是难得的珍宝。这将是我从沉睡千年的瓷都旧址亲手找到的标本。它具有无可置疑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我将把它们当作检验我收藏的那几件瓷器的“试金石”，也可以根据它们的质地鉴别将来可能得到的瓷器的真伪。不过最让我兴奋的是搞到几块年代久远的破陶罐的碎片。这个想法简直把我变成朝拜圣山的香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犯了一个对我自己尚可解释的错误。

如果我能停下脚步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我现在正去的凤凰山瓷窑由于年代久远，早已被层层叠叠的建筑物所覆盖，根本无法找到当年的遗址。如果真想得到什么陶瓷碎片，就应当往西南方向走1英里多，到年代稍晚的桥安瓷窑去寻觅。但是我竟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被一股盲目的热情驱使着，脑子里充满了幻想。我是从“舞台”上的盛宴一下子跑到这儿，向凤凰山下埋藏的瓷窑进军的。就好像观音菩萨在召唤我，命令我马上来这儿。

我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迤逦而行。路越来越窄，路上的农民越来越多。我想起小时候一件快乐的往事。也许因为感觉到已经接近寻寻觅觅的终点，我的思想自然而然又回到它的起点。八九岁的时候，我曾随父母和姐姐去罗马旅游。我一直记着我和父亲跪在一片旷野搜寻古物的情形。就像一个梦境，不过那确确实实是往事在脑海里留下的记忆。那时我不过八九岁的光景，当然不会想到就从和爸爸一起跪在旷野寻觅的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一位收藏家，并且开始了我的事业。我已经不记得妈妈和姐姐那会儿上哪儿去了。她们也许远远地望着我们，也许在干她们自己的事情，也许就待在我们身边。不管她们干啥，反正不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没有她们的影子，只有我和父亲。当然，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我们在古罗马的废墟上寻找碎陶片、古币，或者雕像的残片。我们非常虔诚，充满敬畏，深知自己的渺小。我们已经来到文明的发祥地，我们是这发祥地的崇拜者，真诚的信仰者。今天，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大家都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如果有谁建议你回顾过去，就会被人们视为异端邪说，左道旁门。我们自己也常常觉得，从几代人之前的历史汲取力量，寻求鼓舞，未免荒诞可笑。但是我的父辈，尚且活在人世的长辈们，仍然孜孜不倦地阐述古典文化、传统习惯的价值，仍然把那遥远的时代看作所有好的、正确的东西的源泉。尽管童年的一切早成往事，但我仍然相信父亲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母亲从来也没有机会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只记得，我离开德国的时候，她非常伤心，好像已经知道我们母子再也不会相见。

我和父亲之上是湛蓝的天空，只有几朵白云在慢慢地浮游。我们周围是一条条令人眩目的道路，大理石台阶，残缺的圆柱和古建筑的断壁残垣。石头的缝隙里长出难以计数的黄色的蒲公英，有的已经结籽，毛绒绒的花冠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我采下一个毛绒绒的花球，轻轻地吹，在心里默念一个愿望。那愿望是什么，如今早已忘却。只有那个毛绒绒的花球在唇边轻轻颤抖的镜头，仍然十分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一边向凤凰山走，一边想，人们的记忆真是一架奇妙的机器，可以进行多么精巧的编排和剪辑。正想得出神，突然帽子被什么人从头上打了下去。我弯腰去捡，有人又从后面猛地把我推倒在地。我跌倒的时候，并不惊慌，寻思一定是无形中卷入一场混乱，一会儿就能解释清楚，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事实上，我甚至没有中断刚才的思路。我感觉到，或者相信我感觉到，周围是一片无需怀疑的、温暖的友情。跌倒在地的时候，我甚至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尘土的结构。这黄色的中国土路和令人眩目的古罗马大理石人行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扶我起来，并且向我道歉。因此，居然还有心思去想，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曾经用多少聪明的格言和谚语形容这普普通通的泥土。

没有人过来帮忙，我便自己爬起来，转过脸看到底是谁把我推倒的。可惜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儿，一块石子便打到我右眼上面。这时我才发现一帮人已经把我团团围住。他们叫喊着，相互鼓励着，爆发出一阵阵野蛮的呼喊。我想，一定是身上的皮袍子坏了事儿，他们把我当成恶霸地主了。用不了多久，这些鲁莽的家伙就会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但是棍棒石头还是不停地朝我身上打来。我手无寸铁，只能抬起胳膊，保护自己的脑袋不被袭击。包围我的是大约十二三个青年男女。我挣扎着又一次爬起来，希望他们看清我的面孔，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而我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的是凶狠和惊恐，我立刻害怕起来。他们尖叫着，挥舞着棍棒，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两个人向我冲来。因为过于激动和害怕，石头、棍棒有时候打在我的身上，有时候打在自己人身上。幸亏皮袍子挺厚，疼痛尚可忍受。

周围很快聚集了一群人。这些过路人以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方式冷眼旁观，对我的处境无动于衷——他们似乎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别人的不幸与痛苦。不管妇女在上海门洞里生下一个死胎，还是洋鬼子在杭州街头遭人痛打都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只是停下脚步看上几眼便各走各的路，这种事情没法干预。因为遭受磨难的人并非人类中的一员，而是想象之中的一个物种。我从那些旁观者中认出我的一位观众。她第一个站在黄家大院餐厅门口看我坐在柚木桌旁吃饭，好像我是博物馆里一件展览品。此刻，她目光中的表情和看我吃饭时的表情完全相同。好像这是那出戏的最后一幕——年轻人杀戮洋鬼子。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袭击我的人听到不断响着的汽车喇叭声。他们放下手中的石头和棒子，冲出围观的人群。人们惊讶地看着他们，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出人意外地跑到观众席。庞蒂亚克牌小轿车慢慢开过来，在我身边停下。俄国司机从汽车里面钻出来，把我从地上扶起。我向他道谢。面无表情的观众还是不动声色地凝视着我们。这出戏出现了不曾预料的转折。俄国佬摘下他的皮手套，递给我一块白手帕。我有点莫名其妙，他朝自己的右眼眶指了指。他眼巴巴地看着我擦掉脸上的血迹。血不多，只是擦破点儿皮。从他凝视的目光中，我看到一种嘲讽和幸灾乐祸的神情。冯对我说过，这个家伙号称沙皇时代的一位王子。十月革命之后，许多逃亡到国外的俄国佬都称自己是王子。我不知道他是否也住在黄家。从来杭州那天，我就一直没有看见他。他不顾我的反对，硬把我塞进汽车后门。

汽车里面一片淡蓝，冯太太凝视着我。我爬进去坐在她身边。她问我受没受重伤。我告诉她没有，还说多亏了这件皮袍子。“不管怎么说，”我说，“他们并不想特别加害于我。”话一出口，自己也吃了一惊，因为我并不相信果真如此。我觉得特别兴奋，就像喝多了酒。我甚至想开怀大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冯太太神情冷峻，脸上好像挂了一层霜。道路不平，行人很多，汽车时起时伏，宛若大海里荡漾的小舟。我俯身向前，像个醉汉，有一会儿我的脸和她的脸离得很近。俄国佬不停地鸣着喇叭。她端坐在一边冷冷地注视着我。“真让人难以置信，斯比斯医生。”她终于说。

我背靠车座，朝她眨着眼睛，极力不露出微笑或者歪倒在她身上。

“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再有几分钟他们就会把你活活打死。”

“啊，不会，肯定不会！”我表示反对，“如果你看到当时的情形，就会发现他们远比我害怕。”

“他们要杀人。而杀人，甚至暗杀也是让人害怕的活儿。”她说，似乎是对从另外一个时代来的人解释什么，而这个人又无法从她的解释中受益。

我无法相信事态会如此严重。经历了这场变故，我居然还沉浸在关于罗马的温馨记忆之中。湛蓝的天空，大理石裂缝中长出金黄色的蒲公英。我觉得那些旁观者是对的。刚才天地之间那个穿狐皮大衣的人不过是一个想象之中的物种，我转过脸望着冯太太：“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全杭州的人都知道你在这儿，大夫。”她说，毫不掩饰对我的轻蔑，“不过不知道你要到哪儿。”我觉得她对我已经很不耐烦了。不过我没法校正自己使她满意。

我告诉她，我是想去找瓷窑。

“那么，你走错了路。”她对我说。

现在我才意识到往凤凰山走是犯了一个错误。应该往西南方向到桥安才对。我为自己的愚蠢而震惊，居然没有早一点儿认识到这个明显的错误。看起来，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身不由己。我经历了不曾经历过的事情！舞台突然全部熄灯，记忆突然一片空白，或者冥冥之中一只无形的手巧妙地掩盖了我的真实目的。想到这儿，我惊讶地发现自从走出黄家大门，我居然把自己走过的路忘了个一干二净。只有当我跪在大路上，黄尘扑面而来才是这天早晨最真实的东西。

“你出去之前为什么不问问我呢？”她非常生气，“我可以让于洪孟陪你，你就不会迷路了。”她掉转脸向车窗外面张望。“再说，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出来嘛。”

“真对不起，夫人。”我可怜巴巴地说。在杭州期间，我和她的一言一行本来应该受那些彼此虽然不曾约定，但都心照不宣的规矩所约束，现在我却没有遵守。我让她失望。我不是她想象的那种人。我还能恢复今天早晨在她心目中失去的地位吗？道歉的话还没有出口，我就知道一定是些华而不实的言词。这是父亲为我编造的。在我大声用英语说出这些话之前，我仿佛听见父亲用英语说了一遍，“我已经明白，我判断失误，让你为我担心，还给你带来那么多不必要的麻烦，夫人。”她哼了哼鼻子。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非常抱歉，诚心诚意地请求你原谅。”她还是一言不发，把头转到一边，望车窗外面的景色，好像我压根儿就什么也没说。她的沉默让我很不舒服。我希望她能原谅我。过了一会儿，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她这种不理不睬的态度，硬着头皮又说：“不管怎么说，没出什么大事儿。”

她苦笑着，说：“袭击你的那些人肯定不会同意你的看法。”她向车窗外面望去。农民们背着很重的东西，艰难地向前走着，仿佛上赌场；要么就是生活在魔鬼统治的地方。最令人讨厌的错误只要见的多了也会不以为然。倘若真正认识到人类生活中的荒谬与不公平总得吓你一跳。

“没出什么大事！”她转过脸望着我，目光中充满愤怒、厌恶和轻蔑。我出于本能蜷缩在一个角落。“你来中国二十年了，对它还是一无所知，斯比斯大夫。对你横加指责没有用处。在这儿，你是靠了冯的势力的保护。如果他们没有把你离开黄家的事情及时报告我，你早就没命了。你如果真的死了，后果很难预料。现在呢，由于你的愚蠢，今天趁机袭击你的那些人将不可避免地被处死。是的，这次要死的是他们而不是你。因为他们不可能长久地躲藏起来。冯和你的朋友警察局长将悬赏捉拿逃犯。按你们的标准，赏金不会太高，但是在我们中国已经足够了。‘没出什么大事儿！’说得轻巧。已经出了天大的事情！”她提高了嗓门儿，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你惹下的这场大祸会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这是恶性循环，斯比斯大夫。谁也无法制止，即使你们都离开中国也不会停止。你什么也不懂！”她向我俯过身轻声问：“这些可怜的人被处死的时候，你去看吗？去吗？回答我。当他们被五花大绑，关进警察局的小院里，受尽凌辱，饥饿难忍，浑身肮脏，毫无希望，吓得要命的时候，你会不会趾高气扬地从他们面前走过，朝他们脸上吐唾沫，让他们知道，看到他们的死，你是何等高兴！你会不会让他们知道，你对他们恨之入骨，就像他们与你不共戴天一样？你会不会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是因为被真正的敌人所击败？他们的死会不会使你更加尊贵，斯比斯大夫？以某种方式——我尚且不明白的欧洲人的方式。如果的确如此，请向我解释，我将感到非常满意。治外法权？这种权利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在一个被你们占领的国家发明这样一种法律？它的实质是什么？我想，对此我还是略知一二。”她往柔软的蓝皮革靠背上靠了靠，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你不会朝他们脸上吐唾沫，对吗？你不会记恨他们——这或许是他们死亡的唯一的意义之所在——你会原谅他们，并且以此表现你的宽宏大量。但他们照样会死。”她大笑起来，“你瞧，斯比斯大夫，尽管你不了解我们，可我了解你们。你所珍视的是人的性命，对吗？不是生命的价值，仅仅是人的性命。就像一块金子，好也罢，坏也罢，贵也罢，贱也罢，反正总有它自身的价值。对于你，一条命就是一条命。这很荒谬。就像你们的民主。你们认为是从希腊人那儿学来的，可希腊人拥有奴隶！一个人选另外一个人。多么愚蠢的想法。在你们眼里，最坏的和最好的具有同样的价值。你们没有办法对他们加以区别。”一缕青烟从她嘴唇之间流出。“我想，你会为他们的减刑做一番努力，将来嘛，他们可以再瞅机会杀你。”她掉转了头。

路上有一个坑，汽车颠簸了一下，车上的人像木偶一样，肩膀撞到一起，先是向右歪了一下，然后又回到左边。在车窗蓝色窗帘的映衬之下，很像木偶戏《帕克和乔代》[7]里两位主人公争吵的样子。她说得很对。袭击我的那些年轻人的命运让我害怕。汽车向前行驶，谁也不说话，只是凝视车窗外面的景色。我们从极度的贫穷、肮脏、人性的堕落中驶过。今天早晨，我竟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阴暗面儿，只看见明媚的阳光，盛开的鲜花。俄国佬虽然不停地鸣笛，但是毫无用处。人们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穿行着，车头碰到屁股也不在乎。汽车隔一会儿就得停下来，给那些重载的车或者迈着方步的人让路。喇叭不断地响，但是没人理睬。如果徒步，肯定早就走完了这段路程。我仿佛一直在梦中。罗马的蒲公英在眼前轻轻摇曳……

就好像故意让我不安一样，汽车开进敞开着的大门时，冯太太说：“斯比斯大夫，我到那儿可不是为了救你的性命。”她一字一顿地说出“我到那儿”四个字，似乎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到文明的警戒线那边。她回转头望着我说：“我去那儿是为了救我自己，求我儿子的前途。”她已经不再怒气冲天，只是冷冰冰地望着我，“你是一个被独自一人留在厨房的孩子，不但烧着了自己，还差点儿烧了那幢房子。然而，受惩罚的不是你，是把你留在厨房里的那个人。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我要你理解这一点！”

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多星期前。一切都变了。我虽然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但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离他们如此之近，而在他们中间又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坐在敞开着的窗户前面，我已经写了整整四个小时。现在已是凌晨两点。刚才还在淅淅沥沥地下雨，现在花园里已是雪花飘飘。我的手冻得连笔也捏不住。雪覆盖着廊檐，黑暗中仿佛闪着绿色的磷光。从那天起，我一直无法安睡，经常半夜醒来，想那些可怕的事情，想袭击我的那些年轻人目光中的恐惧。我仿佛看见他们已经被投入监狱，有的脖子上勒着绳子，有的五花大绑，有的手和脚捆在一起。这些孩子成了我的牺牲品。我成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在这可怕的一幕面前，难道没有无罪的旁观者吗？如果没有，我们也是行刑者、强奸犯、盗贼吗？或者是最下流的恶棍？如果逃脱不了这种种罪责，我们的道德还有何用处？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怕听到电话铃响，怕听到冯告诉我，他们已经被逮捕。

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对那个男孩儿的爱，而且这种爱与日俱增。他是与我同名的人，另外一个浪子，是我命中注定的归宿。我亲手把他接到这个充满艰难的世界。

1928年3月15日，杭州。

我的提包已经收拾好了，就放在脚边。俄国佬5时30分来送我上车站。我坐晚上的车到上海。

她还没有消气，我连和浪子告别的机会也没有。她从凤凰山救我回来的第二天，我像平常一样走进客厅。通向前院的门廊空无一人。我身穿皮袍，坐在桌子旁边等待着。没人露面，连院子里也没有一个人影儿。一个小时过去了，于洪孟没有给我端菜送饭。我坐在那儿继续等他。黄老先生或许正在他的隐藏之地偷偷地看我这副可怜相呢！我几乎有点儿盼望那个妇女再来看我，把我当成她的观察对象。我现在是个什么人物呢？她会怎样看待我呢？第一个来看我的就是她。我被打倒在地的时候，她就在围观者当中。莫非是她提前跑出去组织了这场袭击？于洪孟终于给我端来一碗汤。那汤淡而无味，他连一把小勺也没有给我，我只好端起来就着碗边儿喝。送米饭的那个人也没有露面儿。我望着空空荡荡的院子，心想，我曾经是个了不起的演员，现在却成了一文不值的乞丐。我们每个人都背着巨人才能背得起的重负。

昨天，我终于见到她的父亲——国画家黄玉化。此次相见和我的想象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冯太太下决心重振黄府，这个宅子，是处于衰败破落之中，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架势。奇怪的是，只有这个星期我才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地方终将变成一片废墟，她的努力只能是白费力气。

裹着那件皮袍子——现在它似乎也与我为敌——我没精打采地从饭厅回来。我浑身僵硬，大概因为等得太久的缘故。一方面饥肠辘辘，一方面受消化不良之苦，再加心情不好，我突然变得苛刻起来——我相信这种态度与我的本性相悖——开始有滋有味地观察周围种种衰败的迹象。那排褪了色的红柱子虽然给门廊增加了威严与光彩，但廊柱的地基已经下沉。长廊顶部有许多裂缝，还有不少地方露天。我有点幸灾乐祸，心想这幢房子不会维持多久了。等浪子能记事的时候，它或许已经不复存在。突然，我意识到黑魆魆的走廊里站着一个人。我急忙停下脚步，心想难道在黄府的宅子里也要遭人暗算？不过，我立刻看出，这人并无恶意。

是黄老先生。他站在离他的书房和卧室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前面是通往花园和里院的走廊，雕梁画栋，倒也气派。转角凉亭下面放着几把椅子，椅子上铺着皮坐垫，似乎经常有人在这里小憩。黄老先生正在等我。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稍微矮一点，也瘦一点。他虽然算不上魁梧，但有一种让人难忘的威严。他穿一件黑色长袍，两只手握在一起放在前面，脑袋稍稍前倾。看见他，我心底又萌发出一点希望。我想，他是一家之长，现在屈尊来这里等我，一定是为了对受尽屈辱的客人表示忏悔。他希望我明白，女儿对我的惩罚和他没有关系。想起上次我曾经给那些堵在餐厅门口的观众叩头，心里好不舒服。我向黄老先生快步走去，按照欧洲人的礼节鞠了一躬。我们这种礼节既表示了对对方的尊敬，又不失自己的尊严。他双拳紧抱，向我作了一揖。我没有弄明白他的意图，直到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圆盒才疑云全消。这圆盒显然是送我的。啊！我高兴地想，一缕希望之光带着暖意在心中跳荡，他是用这件礼品表示赎罪的！我从他手里接过小盒，连连道谢。我还想说点什么，黄老先生已经回转身走进书房，随手把门紧紧关上。我望着那扇门，脑子里面一片混乱，不知如何是好。我有心上前敲门，哪怕和他在一起待上几分钟，表示自己对黄老先生的尊敬。可最终还是没敢冒昧地打扰他。他给我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那个圆盒，看见一样东西躺在又细又软的干草里，屋子里立刻溢满秋天的芳香，让我想起郊外的野餐。扒开干草，我看见里面放着一件名贵的青瓷。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原来是个形状像莲花的茶杯。

这是我见过的最为精美的宫廷监制的青瓷。它放在我面前那张桌子上，釉面由蓝到绿变化着，就像一块冰在凉嗖嗖的日光和暖融融的灯光交相辉映之下，放射出梦幻般的光彩。毫无疑问，这是凤凰山技艺精湛的工匠为南宋某位皇帝制作的。如果一个收藏家的审美情趣是通过他收藏的艺术品表现的话，那么这个茶杯标志着我的收藏已经到了顶点。或者，我将不无伤感地说，如果我还在搜寻的话，这个茶杯将表明，自从我和父亲在那一碧如洗的晴空下，跪在古罗马的废墟里开始的搜寻已经到此结束。如果我在试图寻访凤凰山瓷窑之前得到这个茶杯就好了。那时候，我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在瓷都寻梦，而不是一个蓄意杀人的刽子手。

黄老先生把他最精美的莲花杯送给了我，他的莲！但我没有资格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我拿起杯子，放到眼前细细端详，釉面变成鸽子羽毛那种闪闪发光的灰色，漂亮的裂纹在变化着的光线下清晰可见。我非常激动。这件美丽的、珍贵的工艺品不属于我，我永远不能拥有它，但我也不会把它还给黄玉化先生。因为黄家老宅坍塌之时，这件精美的艺术品将和它的主人一起葬身于废墟之中。我将暂且替黄家保存这件无价之宝，有朝一日还给浪子。我将把这个塞满干草的盒子原封不动交给他。“瞧，这是好几个世纪以前最漂亮的青瓷，是皇家专用的宫廷制品。它是你的，从前它属于你外祖父——著名的国画家黄玉化先生。我曾经有幸在他的府第住过几个月。”是的，我将把这个杯子和与它有关的美好记忆珍藏起来，直到浪子长大成人。对于我，它只能是偶然得到一件幸存的艺术珍品，一件让我想起蕴含着谦恭、克制、忍让、内省的古老文明的纪念品，一个不无悲凉之感的记忆。但我现在并不觉得悲伤、苦涩，我觉得惊讶。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呢？也许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古董收藏家。我对古物的兴趣是不是就此完结了？如果需要补偿的话，学者寄希望于过去，刽子手寄希望于未来。

1928年3月17日，上海。

从冯的公馆回来之后，我很晚才上床。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我向他做的汇报完全是一个杜撰的故事。我怎么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呢？经过一番精心剪裁和艺术加工，我原谅了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想，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或者压根儿就没听我说了些什么。

“真不敢相信我有了儿子，”他对我说，“我盼儿子盼了多半辈子，但是让我心满意足的是企盼之中、想象之中的那个儿子，而不是这个活生生的儿子。你有什么好建议呢？”他问我：“怎样才能驱除那个虚幻的影子，把全部钟爱都给这个真实的孩子呢？”

我建议他应该有耐心，应该和儿子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慢慢地了解他。“你们的父子之情将与日俱增，C·H·冯。”我说。但他好像没有听见我的建议，而是信马由缰，说起他从来没有去看过住在澳大利亚的亲戚，并且深感懊悔。“成年之后，我本来可以把这儿的事情安顿好，再回去体验一下我仍然是他们的主人的滋味，可惜一直未能如愿。”他看着我问道，“奥古斯特，你快乐吗？你有没有什么梦寐以求的事情没有办到而引以为憾？”

我回答说，我这个人很容易满足。“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我说。其实他并没有听我说话，而是把他那杯法国红葡萄酒在桌上推来推去地玩。他不喜欢法国葡萄酒，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全盘西化”才喝点。他对我说：“我不想见那个孩子。”他直盯盯地望着我，看我会作出怎样的反响。“是不是想看儿子的心情和想看一位情人或者朋友的心情一样？愿望就是愿望。对吗？”他举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又倒了一杯。这豪爽倒让我大吃一惊。“饥饿，”他不耐烦地说，“如果只是对猪肉的奢望，或者对米饭的渴求，那么这二者之间并无区别。对吗？如果一个人尚可在这二者之间加以选择，他会做出自己的抉择；如果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听其自然。我渴望得到心灵之中、梦幻之中那个儿子。怎样才能满足这种渴求呢？”

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因为喝了酒更如一团乱麻。我没法儿跟他讲什么道理。他只想对我讲那些让我迷惑不解的问题，并不想听我对此做出什么解释。他像一条愤怒的狗，只想争论。想让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我要走的时候，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还为自己的不可理喻向我道歉。然后，他伸出一条胳膊，搂着我的肩膀，说：“打你的那些人当中有两个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正在监视他们，很快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不要害怕，奥古斯特，我们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我才追捕凤凰山那些倒霉的年轻人。我这本小小的日记还不足以为冯这样一个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人物作传，需要马基雅弗利[8]那样的著述家将他写进历史。

1928年4月20日，上海。

一场梦。昨天夜里我又做了这个怪梦。已经好几次了，到底多少次，我也记不清。每次或多或少有点儿不同。时间是1926年而不是1928年，我们三个人参加里尔克[9]的葬礼。葬礼不是在德国举行，也不是在中国举行。我们挤在人群当中，起初一切都很正常。后来，我发现怀里抱着浪子的冯太太被人们挤得离开了我。我们相互微笑着，招招手，让彼此放心，而且尽力往一块儿挤。可是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感到非常失望、紧张，周围的人对我的焦虑漠不关心。送葬的人群裹挟着我，默默地向前移动。我担心再也看不见冯太太和浪子了。

突然，拥挤的人群把我带到一条宽阔的大路。我毫不惊讶地发现，冯坐着庞蒂亚克牌小汽车行驶在为已故诗人送葬的队列的最前面。俄国佬不停地按汽车喇叭，发出大提琴一样的响声。冯一脸安详，恰到好处地微笑着，让我明白，他掌握了人类幸福的秘密。我不需费力就可看到他的思想，洞悉他的秘密。过一会儿，埋葬里尔克的时候，神父将把18世纪诗人诺瓦里斯那首充满浪漫色彩的、渴望死亡的诗歌中提到的勿忘我的蓝色花瓣撒到棺木上面。冯也将把黄府花园里腊梅花的花瓣撒上去。同样的花瓣曾经漂浮在我的汤碗里。这红蓝相间的花瓣将阻止里尔克的血液凝固。

这个荒诞不经的梦境包含着解开生命奥秘的力量。我知道，如果我能在那两种花瓣混杂到一起之前把我的新发现告诉她，就会对先前的错误做出补偿。突然，我发现自己已经挤到墓穴旁边。冯太太站在墓穴那边。浪子这时已经八九岁，站在妈妈身边，稍稍低着头，似乎在听神父为死者祈祷。他那只降生人世时便受伤、再也闭不上的右眼直盯盯地望着墓穴。我想，他一定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和冯太太都没有看见我就在对面。我想喊他们，却喊不出声。神父已经开始往棺材上撒蓝色花瓣，冯撒红色花瓣。当花瓣像抖动着翅膀的蝴蝶飞进墓穴的时候，我感觉到红蓝两色花瓣混杂之后，已经开始在我的身体里发生化学反应。我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我回到心灵深处的故乡。我不再和身体里的反应相对抗了，那反应已经使我离开他们飘然而去。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没能警告冯太太，浪子命中注定要成为这群送葬者中的一个与别人格格不入的、无法施展才能的人。他将永远凝视着自己的墓穴，不能自拔。明白了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悲哀、内疚。醒来之后，这种沉重的悲哀和负疚之感仍然压在心头。清醒之后的最初几分钟，我躺在床上觉得这场梦比真实生活更真切，更重要。我希望再回到梦境之中，警告冯太太，她的丈夫已经掌握了人生的奥秘，而这奥秘终将毁灭她的儿子。在我们都清醒的时候，我无法向她发出这一警告。

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把上海租界地看作我的家。可是自从那天早晨发生凤凰山事件以来，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用海涅的一首诗结束我的日记十分恰当。我历来喜欢这首诗，现在对于我，它又有了新的含义！

从前，我有美丽的家园，
橡树耸入云，
紫罗兰繁花似锦，
那只是一场梦。
用德语说一声“我爱你”，
那声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