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爱喝酒？

饮酒对于人类而言一直是存在着悖论：醉酒的危害早已无须赘述，但几乎所有人类文明都无法抵御酒精的诱惑，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禁酒令”也从未成功过。我们在抱怨酒精危害的同时，却无法解释人类社会为什么离不开酒精。

加拿大汉学家森舸澜在《我们为什么爱喝酒》中打破学科边界，融汇演化生物学、神经科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学研究成果指出，人类爱上喝酒绝非偶然或是“恶习”，酒精是人类最早的随身携带的“吐真剂”，它带来迅速起效但温和稳定的理性掉线、创造性思维提升，一直是促进人类合作、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要素。从这个意义上，酒精有助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甚至助推了现代文明的产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我们为什么爱喝酒》（有删节），从酒精协助人们评估交往中的真诚和可信度、喝酒帮助建立社会纽带，以及为什么商务旅行无法被完全取代等三个角度解释“我们为什么爱喝酒”的文化成因。

《我们为什么爱喝酒》，作者: （加）森舸澜，译者：陶然，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

化学握手：酒后吐真言

为了享受真诚地乐群的好处，人类必须学会如何信任，但不能不加分辨地信任。这种需求推动了评估他人真诚和可信度的各种能力的发展，包括阅读面部微表情、语气和肢体语言。研究表明，我们几乎在与他人见面后立即评估他人的可信度。

就本书讨论的饮酒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在欺骗与反欺骗之间的这场较量中，文化并不是不感兴趣的旁观者。当文化中的个体能够解决“囚徒困境”和其他合作挑战时，文化就会受益，因此他们会更愿意支持反欺骗的一方。他们会瞄准欺骗者的软肋，即作弊或撒谎需要认知控制。当你说真话或表达真诚的情感时，表现出诚实或真诚很容易，毫不费力；编造谎言或假装情绪需要付出努力和关注。如果你想让说谎者更难撒谎，一个有希望的方法是利用这个弱点，下调他们的认知控制。理想情况下，你会希望在任何可能存在欺骗的重要社交场合都这么做，而且要做得浑然天成不动声色。不允许使用经颅磁铁。如果你能以一种真正令人愉快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并且还能让人们快乐并更专注于他们周围的人，效果加分。

……

你明白我要说什么了。我在这里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承诺和识别欺骗者的演化动力学，因为伪君子、虚假朋友所带来的威胁对任何社区来说都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这就是为什么帮助揭开伪装者的面纱，从而巩固人际信任，是麻醉品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古希腊、古代中国、中世纪欧洲，还是史前太平洋岛屿等不同的社会，没有哪个地方彼此可能心怀敌意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却不需要数量惊人的麻醉品的。

最近发现的一部可追溯到公元前3—4世纪的中国古文本，其中包含了如下令人回味的断语：“国与国之间的和谐，是通过饮酒来实现的。”在古代中国，如果参与者没有首先自愿饮用几杯精心测定的酒精来损害他们的大脑，就不会达成任何政治协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指出，在德国的野蛮部落中，每一个政治或军事决策都必须经过醉酒的公共舆论的考验：

在宴会上，他们通常就仇敌和解、婚姻结盟、酋长推选、甚至是主战主和进行协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其他任何时候比酒后的思想更开放了，人们更渴望目标的简单性，对于崇高的追求更加热情。一个先天或后天都不懂狡猾的种族，在节日的自由气氛中透露他们隐藏的想法。因此，当所有人的情绪都呈现出来之后，第二天的讨论重新开始了……当他们没法掩饰时，他们会慎重考虑；当不可能再犯错时，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尽管塔西佗傲慢地将这种使用酒精达到真相的做法斥为原始、野蛮，但古罗马人和希腊人却无不严重依赖这些功能。的确，醉酒揭示“真实”自我的想法虽然古老而普遍，但也许最著名的是拉丁语invinoveritas表达的，“酒后吐真言”。诚实和醉酒之间的这种感知联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对他们来说，“酒与真理”的结合是不言而喻的。“不恰当的清醒被认为是高度可疑的，”伊恩·盖特利指出，“有些技能，比如演讲，只能在喝醉的时候才能锻炼。清醒的人是冷酷无情的——他们在说话之前会深思熟虑，并且对自己说的话很小心，因此……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主题。”柏拉图的《会饮篇》中的一句话宣称“酒和儿童揭示真相”——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洞察，因为醉酒者受损的PFC和儿童的PFC类似。

由于醉酒的话直接来自内心，因此它们在历史上比来自狡猾、控制和计算的自我的交流更受重视。在古希腊，酒后的誓言被认为是特别神圣、可靠和有力的。维京人同样对从神圣的“承诺杯”饮下（大量的）酒后许下的誓言给予了一种近乎神奇的崇敬。在伊丽莎白时代和斯图亚特的英格兰，公开声明是受到怀疑的，除非它们伴着祝酒。

关于酒精揭露真相并增强信任的功能，我最喜欢的一个诠释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它来自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在著名的《红色婚礼》一集中，两个敌对氏族显然已经克服了分歧，同意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正如人类惯常做的那样，这种合作的协议是通过一场酒精浸透、醉醺醺的宴会来庆祝和加强的。在狂欢中，一个仆人开始为波顿勋爵倒更多的酒，波顿勋爵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角色，但他用手捂住了酒杯。当他喝醉的邻座难以置信地问他为什么不喝酒时，波顿简洁地回答说：“酒让我感觉迟钝。”“这才是重点！”对方愉快地答道。的确，这就是重点。正如任何《权力的游戏》粉丝都知道的那样，波顿勋爵是一个典型的叛变者，他保持头脑清醒，这样他就可以冷酷地谋杀所有醉酒的“朋友”。故事的教训是：密切注意不敬酒的人。

《权力的游戏》剧照。

酒精是最常用的让人讲真话的科技手段，但颇为值得玩味的是，在没有酒精的地区，其他麻醉品代替它发挥了相同的功能。最早达到太平洋诸岛的欧洲探险家报告说，他们在以卡瓦为中心的宴会上受到欢迎，也在宴会上被评估威胁程度。直到今天，在所有在场的人喝下足够的卡瓦酒直到兴奋之前，斐济乡村律师是不会开始审议的。同样，在北美的林地和平原原住民部落中，敌对的酋长解决争端，就是通过“凯路穆特” （calumet，或称“和平烟斗”），后来的好莱坞西部片中对此有所呈现。不过，在这些电影的再创作中，它们明显遗漏了这些掺有致幻剂的烟雾强烈致人兴奋的效果。“习俗规定，如果一方提供了和平烟斗而且另一方接受了，一同吸烟的行为将使任何约定变得神圣和不可侵犯，”美国宗教历史学家罗伯特·富勒指出，“人们认为，任何违反这项协约的人都无法逃脱公正的惩罚。”

事实上，如果没有酒精，其他化学麻醉品被利用来填补同样的功能，这一事实是反对任何劫持或残留理论的有力证据。尽管他们不理解现代神经科学或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但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隐隐认识到，清醒、理性、精于算计的个人思想是社会信任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商务谈判和宗教仪式上，醉酒——通常是严重的醉酒——是常见的。《诗经》中的一首中国古诗宣称：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犹太人的普珥节，是为了纪念末底改（Mordecai）战胜了试图将犹太人灭种的哈曼，同样要求庆祝者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他们无法分辨“哈曼被诅咒”和“末底改是有福的”的区别。

就像握手是用来表明我们没有携带武器一样，集体喝醉使我们能够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解除认知武装。等到中国宴会上酒过十巡，或者希腊会饮的最后一轮葡萄酒，或者普珥节的尾声，与会者的PFC基本上已经彻底歇菜，完全暴露出自己在认知上毫无防备。当亨利·基辛格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我觉得我们如果喝下足够多的茅台酒，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时，他想到的就是酒的这种社会功能。因此，在帮助人类克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合作困境方面，尤其是在大规模社会中，醉酒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让团体摆脱怀疑和猜忌，我们狡黠的意识需要暂时瘫痪，而健康剂量的化学麻醉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快速、最有效、最愉快的方式。

《杯酒人生》剧照。

呕吐与人际纽带

社交围绕信任展开。因此并不奇怪，酒精一直是社会合作与和谐的强有力的象征。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啤酒桶的独特形状通常是社会交往的象征。古代中国的仪式集会，无论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是生者与祖先之间的和谐，都是围绕酒精组织的，仪式用具主要是精致的青铜酒器。在一首古老的颂歌中欢快地宣布“鬼神已醉！”，颂扬祖先的恩惠，以及生者与死者之间建立的和谐。宴会和酒会，在世界各地和整个历史上，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团结了失和的氏族，平息了争端，并促进了新社会纽带的建立。例如，我们的现代词bridal（婚礼的）来自古英语bryde alu或bride ale（直译为“新娘的麦芽啤酒”），这是新娘和新郎来为他们的婚姻立约，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家庭之间的新纽带。

人类学家德怀特·希思（Dwight Heath）是研究酒精社会功能的先驱，他指出，本来孤立的个人在需要相处的场合，无论是港口的水手，刚从树林里出来的伐木工人，还是沙龙里聚集的牛仔，酒精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功能。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是20世纪初的一个工会，它需要解决一个严重的公共利益问题：让不同种族、出自不同行业和背景的相互怀疑的工人搁置他们狭隘的个人利益，并在针对资本所有者的高风险集体谈判中形成统一战线。他们依赖大量饮酒，以及音乐和歌唱——依赖的程度之深，反映在他们今天最为人所知的绰号“跌跌撞撞”（Wobblies）中，这很可能是指他们从一个沙龙走到另一个沙龙的样子。这些高声歌唱的“跌跌撞撞”的醉汉，座右铭是“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他们成功地将各行各业多达15万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并迫使雇主作出了重要的让步。

在许多文化中，史诗般的饮酒狂欢也用于军事目的。在中世纪的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部落中，定期举行的大型酒会有助于把士兵与他们的君主彼此联系起来，而交换酒精则是忠诚和承诺的有力象征。我们在上面提到，尽管乔治华盛顿趁着黑森军队醉酒的时刻击败了他们，但他将酒精视为军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敦促国会建立公共酿酒厂，以保持初出茅庐的美国陆军有足够的储备豪饮。1777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对一种时髦的——在他看来是危险的——行径进行了抨击，那就是有人喝咖啡而不是啤酒：

我注意到我的部下使用咖啡的数量增加了，以及我们国家花了更多的外汇购买咖啡，这令人作呕。每个人都在喝咖啡，这必须要禁止。我的部下必须喝啤酒。国王陛下是靠啤酒长大的，他的祖先和军官也是如此。许多战斗都是靠喝啤酒的士兵打赢的。

其他化学麻醉品也已被用于创造军队所需的格外强烈的社会纽带。一位早期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传教士指出，一些土著群体在出战前使用佩奥特掌。“这促使他们不顾恐惧、口渴或饥饿而战斗，”他报告说，“而且他们说它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一切危险。”北欧传说中的“狂战士”（beserkers）的战斗狂怒很可能是由迷幻药驱动的，而古代波斯令人恐惧的刺客们的名字来源于他们汲取战斗精神的麻醉品——哈希什（hashish）大麻。

一个常见的跨文化模式是，饮酒更多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在男人和女人都喝酒的文化中，男人往往喝得更多。生理因素几乎可以肯定是原因之一。平均而言，男性的体型更大，因此需要比女性更多的酒精才能获得相同的心理效果。然而，一个更大的因素可能是，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男性是公共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面对与潜在敌对的陌生人的合作困境，往往是男性出面。例如，在安第斯山脉的当代土著社会中，人类学家贾斯汀·詹宁斯写道：“男性与饮酒的关系比女性多。虽然男女都喝酒，但男人与其他男人的关系是通过喝酒来确认的。他能够保持自己的酒量标志着他是一个男人，并且通过酒精‘确认友谊和协议，承认亲属关系’。”德怀特·希思在他关于玻利维亚亚马孙偏远地区的坎巴人的经典人类学著作里，记载了坎巴男人酗酒的方式，他们经常喝到无意识的程度，以增强他们的社会团结和克服人际冲突。一起呕吐过的朋友才算是真朋友。

《酒精计划》剧照。

这就是为什么初来乍到的陌生人通常会受到大量酒水的欢迎。成功地度过一个酗酒的夜晚，也许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被接受的最快方法。人类学家威廉·马德森（William Madsen）在墨西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拍摄当地宗教仪式的照片时被愤怒的人群围堵。一群喝醉了龙舌兰酒的男人，拿着砍刀将他压在墙上，他之所以能大难不死，多亏了一位长者，也是他一直客居的邻近村庄里的居民。这位长者宣布：“释放我们的朋友。他不是一个陌生人。他喝了我们的龙舌兰酒。”砍刀立刻抬起来了，大家一起坐下来喝龙舌兰酒。分享酒精扩大了归属感和信任的圈子。有一件事情颇值得玩味，在也许是我们现存最古老的法律文件《汉谟拉比法典》里，专门有对酒馆老板的酷刑，那就是以死亡逼迫他们交代在酒馆里酝酿的阴谋。酒精的深层凝聚力恰恰是有抱负的反叛者或革命者有用的工具。

因此，不与他人分享酒精或拒绝别人的祝酒是一种严重的拒绝或敌意行为，甚至可能遭到天谴。詹宁斯报道了一个17世纪早期的神话，讲述了一位秘鲁神灵以一个贫穷、饥饿的陌生人的身份出现在他们的一个宴会上，以此来测试一个社区的美德。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他，并用一杯酒来欢迎他。当神终于现身，对宴会上自私的人群发怒时，只有这个人幸免于难。同样，不接受提供的酒精通常被视为严重的侮辱。例如在早期现代德国，“拒绝团契中提供的酒杯是对荣誉的侮辱，它可能会促使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拔剑，有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如果在美国边境酒馆里拒绝别人敬的一杯龙舌兰酒，可能也会带来同样可怕的后果。

由于人们普遍相信用酒精建立的信任和纽带的强度和真诚，拒绝葡萄酒或啤酒确认过的承诺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背叛。考古学家皮奥特·米哈洛夫斯基（Piotr Michalowski）报告了古代苏美尔的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例子，它被记叙在给一位国王的投诉信中，该国王继续与一个名叫埃金-阿马尔（Akin-Am⁃ar）的人保持联系：

“埃金-阿马尔这个人不是我的敌人吗？他不也是陛下的敌人吗？为什么他还受到陛下的青睐？有一次，那个人留在国王陛下那里，他从杯子里喝了酒，举起它（敬礼）。国王陛下将他列入自己的麾下，给他穿好衣服，并给他戴了［礼仪］头饰。但他食言了，向他喝过的杯子排便。他对陛下怀有敌意！”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形象。人们无法想象比通过排便象征性地逆转敬酒更强烈的侮辱。这不过是一个简便的隐喻，破坏了通过繁文缛节的仪式和半仪式化的礼物交换建立的整个符号系统。

这当然是扭转敬酒的一种方式。埃金-阿马尔也许可以通过弄脏他花哨的头饰来传达同样的信息，但真正有力地传递的信息是，他针对的是共同饮酒建立起的纽带。

在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社会中，醉酒不仅有助于在可能怀有敌意的人之间建立联系，而且还被视为一种集体成年仪式，是对一个人性格的考验。控制进酒的能力意味着更普遍的自律，甚至是更有道德的标志。《论语》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在一篇关于他对吃喝的东西是多么挑剔的长篇叙述的最后，孔子说，“惟酒无量，不及乱”。孔子可以畅饮而不失礼，这是圣人的标志。苏格拉底同样受到称赞，因为他在马拉松式的饮酒活动中像任何正统的雅典人一样，尽管参加了比赛，但仍能保持头脑清醒。柏拉图写道：“他会喝他所需要喝的任何数量，并且永远不会喝醉。”事实上，对于希腊人来说，会饮，一个由控制饮酒节奏的会饮带头人主持的饮酒之夜，是“测试人的一种手段——一种灵魂的试金石，与道德缺陷可能导致的其他严重伤害的情况相比，喝酒是廉价的，也是无害的”。

汉学家莎拉·马蒂斯（Sarah Mattice）观察到，古代中国和古希腊都要求成年人（至少成年男性）一起喝醉，并期望这是他们在有压力的情境下展示自我克制和美德的机会。在中国古代，“不喝醉往往被视为一种侮辱，但另一方面，一个人也不应该变得草率，因为那样会影响尊重关系的维持”。至于古希腊的会饮：

在一个清醒的会饮主持人的带领下——并监督在场人士的性格——公民有机会在自我控制处于最低点的时候，用屈服于快乐的欲望来测试自己。通过喝酒并将羞耻心置于试探的境地，公民可以发展出对不节制行为的抵抗力，从而培养他们的性格。此外，因为……会饮是公民的活动，它也为观察和测试公民的美德提供了机会。

《离开拉斯维加斯》剧照。

如果参加共同饮酒会削弱你说谎的能力，增加你与他人的联系感，并提供对你潜在性格的测试，那么不难理解，不喝酒的人难免要受到怀疑了。“饮水者”在古希腊是辱骂用语。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宴会上拒绝参与频繁举行的敬酒仪式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粗鲁行为，它会立即将你推向文明社会之外。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饮酒与友谊之间仍然有一种密切的联系。人类学家杰拉尔德·马尔斯（Gerald Mars）就纽芬兰一群码头工人间的互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田野调查初期，我问一群码头工人，为什么有人结了婚、年轻、健康、勤奋——在同事身上都是优秀的品质——尽管如此，他还是个局外人，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他是一个‘孤独者’。当我询问这表现在哪里时，我被告知，‘他不喝酒——这就是我所说的孤独者的意思’”。

在其他一些麻醉品取代酒精的文化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在斐济，约翰·谢弗（John Shaver）和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观察到，喝卡瓦酒最多的人在社区中获得了声望，经常饮酒的人在集体园艺工作中合作最密切。患有卡尼卡尼（kanikani，一种因过度食用卡瓦酒而导致的皮肤病）的男性受到尊重，被视为真正的“村庄男人”，大家信任他们会支持村庄价值观并符合社会期望。两位人类学家认为，这些人由于卡瓦酒的声望而获得的社会和繁衍利益必须超过更明显的生理成本，要知道，这些成本是相当可观的。相反，抑制饮酒或完全避开卡瓦仪式的男人会受到怀疑，并被排斥在许多公共活动之外。

古典学家罗宾·奥斯本（Robin Osborne）对古希腊会饮的思考很好地总结了醉酒的社会功能：

醉酒不仅仅是给了自我快乐从而需要别人容忍的东西。醉酒也揭示了真实的个体，并团结了群体。醉酒的人……正视他们如何安排世界，以及他们在那个世界中属于哪里；那些会战斗和死亡的人，通过敢于让葡萄酒揭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共同建立了对彼此的信任。

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对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苹果在早期美国社会中的作用的评论：“如果土地只生产有用的玉米和马铃薯，并且打压这种观赏性和社会性的水果，人类将更加孤独，更少朋友，更少支持。”苹果花提供了美、苹果酒和苹果烈酒。除了古板的玉米和土豆的明显用途，爱默生还发现了一种更微妙的美和陶醉功能，对于我们这些社会性的猿类来说，这与面包和土豆同样重要。

柏拉图的《会饮》（Anselm Feuerbach, 1873）。

为什么视频会议没有

完全替代商务旅行

1889年，儒勒·凡尔纳预测，“留声传真电报”——本质上是一种专用的视频会议设备，他认为到2889年（！）将变得司空见惯——商务旅行将因此过时。我们不必等上1000年。

1968年，随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推出“可视电话”，视频会议成为一项真正的技术。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Skype和其他视频会议技术的出现，把留声传真电报带入了每个有互联网连接的家庭。远程电话会议能力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对商务旅行消亡的新预测。然而事实是，至少在2020年全球新冠大流行之前，商务旅行一直在稳步增加，并无减少。考虑到旅行的费用、麻烦和生理代价（尤其是跨越不同时区时），这确实令人费解。当你只需致电或Zoom时，为什么要从纽约飞往上海与潜在的商业伙伴会面？

我认为，商务旅行之谜与我们为什么喜欢喝醉的谜题根本上是一体的。除非我们认识到它们都是对合作的潜在问题的回应，否则这两者都没有实际意义。对于简单和低风险的远程交易，比如在网上买一本书或一件毛衣，如果我的交易对手证明不值得信赖，我很乐意诉诸eBay或亚马逊的仲裁机制。不过，如果我与上海的一家公司进行长期、复杂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混乱、偷工减料、背后捅刀子或简单的欺诈，其影响会放大上千倍，我需要知道跟我打交道的人是值得信赖的。是的，我们会签合同。但是，即使是最全面的明确协议，仍然会有未尽的事宜，允许不同的解释。对于任何比一次性购买纽扣或拉链更复杂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我和谁在合作。

为评估新的潜在合作者的可信度，人类发明的最有效的机制之一是漫长的醉酒宴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古代中国到古希腊再到大洋洲，没有大量的化学麻醉品就没有谈判，也不会签署任何条约。在现代，我们可以使用所有远程通信技术，真正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能够放心自在地在虚线上签署我们的名字之前，我们需要一次良好的、老派的、面对面的饮酒宴会。

《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剧照。

这不是一个愚蠢的愿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PFC受损的人更值得信赖。我们已经讨论了下降的PFC功能如何使一个人更难撒谎。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它对谎言探测有相反的影响。实际上当我们专注于评估陈述的真诚性时，我们更难给出准确的结果。当我们因为其他刺激分心时——例如，试图引起调酒师的注意或品尝开胃菜——然后再思考我们与之交谈的人是否诚实，我们反倒会更好地发现谎言。我们的无意识自我是比“我们”更好的测谎仪，当我们的意识被暂时关进它的房间时，无意识才处于最佳状态。酒精能揭示“真我”——这一古老信念里的确包含了一定的真理。认知控制的减少带来了更少的抑制，在这种状态下，本来可能被PFC控制的主导倾向被释放。例如在缺乏强烈情境诱因的情况下，只有平时就倾向于攻击他人的人，醉酒时才会变得更具攻击性。在电话里，你听起来是个好人，但在我真正相信这个判断之前，我最好还是亲自和你喝两杯夏布利酒，再来评估你。

面对面饮酒的效果不仅局限于商业世界。欧洲间谍机构之间的非正式情报交换联盟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仍在发展，现在被称为Maximator。这是慕尼黑郊区酒吧供应的当地的双博克啤酒的名称，该联盟能够成立，最初就是喝着啤酒想出来的。很难想象来自丹麦、德国和荷兰的间谍会克服相互猜疑，就着咖啡和甜点吐露机密情报。很可能，这些间谍是靠着政府的赞助喝酒的，因为欧洲政府和机构倾向于将酒精视为正常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前面提到过在我们大学开始的国际学术合作，它遇到了更多的挑战：就饮酒而言，加拿大人几乎和美国人一样是清教徒，加拿大联邦法规禁止使用研究经费买酒。在我看来，这对科学进步构成了严重的障碍。我和同事的任务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之间建立研究伙伴关系，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回应：我们不得不专门筹集个人资金来喝酒。作为一个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在运行这些大型国际项目的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没有面对面的社交、美味的食物和明智剂量的液体神经毒素摄入，我们几乎不可能与潜在的竞争对手开展合作。

确认酒精介导的面对面社交的积极功能，当前关于职业旅行及其碳排放影响的激烈辩论也应该从中得到启发。一些气候活动家最近开始推动结束面对面的会议，他们（正确地）认为这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来源，并且（不太令人信服地）坚持面对面的互动可以简单地被虚拟互动所取代。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互联网以光速连接并且几乎无处不在，电话会议已成为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可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飞过大半个地球坐在房间里听演讲或围着桌子开会似乎是一种浪费。如果会议只是抽象信息的交换，那么似乎确实有更有效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不过，这些讨论没有正确理解人们参加会议的全部原因。

《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剧照。

没错，在正式会谈中传达的前沿研究很重要，尽管其中许多演讲的要点现在也被其他听众在推特上直播。然而，也许同样重要的是面对面的社交，促进这种社交绝不是轻率地浪费纳税人的钱或是对地球的无谓悲剧。面对面的学术或专业会议提供的一个独特的智识益处，是建立人脉、进行头脑风暴以及切磋思想，这些往往发生在吃饭、喝咖啡的间隙，最重要的是在非正式场所进行，当一天即将结束，酒精出场。创新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也是学术进步的核心。远程视频会议合理、便宜、环保——更不用说，在我撰写本书的新冠疫情期间，还能救命——但即使是加长的Zoom会议也不会让参与者进入微醺状态，就着鸡尾酒在餐巾上勾画出新的研究蓝图。

视频会议的快乐时光（happyhours）开始日渐流行，作为重新捕捉真实场景能量的一种尝试。然而，身处不同的大陆和不同的时区，孤立的个人调好他们自己的单份马提尼酒，必须忍受视频故障、糟糕的音频，即使有最好的互联网连接，响应时间也会出现微妙却扫兴的延迟，这使得大家很难正确地瞄准时机中断或转移话题。由酒精催化的人际交往的微醺感，自然诞生于酒吧和咖啡馆面对面社交之时，即使是最好的视频会议也只是它糟糕的替代品。共享的音乐体验、愉快的聊天、轻松同步的对话、更高的内啡肽水平和更少的抑制，这是我们目前拥有的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情境。如果举行令人敬畏的仪式只是为了网络直播，那么产生哥贝克力石阵的文化压根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人际互动越来越多地通过屏幕媒介进行的时代，在思考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

新冠大流行导致政府开始封锁公共生活的多个领域，2020年初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后新冠病毒时代的经济规模将小得多，生产力也会低得多。“在一个办公室开放但酒吧不开放的世界里，”它指出，“生活感受的质量差异至少与GDP下降一样重要。”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酒吧的缺席对生活质量和实际生产力都有直接影响。例如，我敢预测，假定给定领域的其他因素不变，在取消面对面的年度会议后的一两年内，创新或新专利与此前相比会下降，直到恢复社交和饮酒之后才重新上升。如果酒吧和咖啡馆是创新的熔炉，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当它们被无效的电话会议取代，集体创造力会因此出现停滞，就像20世纪初美国实施禁酒令一样。

在家工作，仅仅通过视频聊天、电子邮件和短信与同事互动的人们，不仅感到更加疏远和脱节，而且可能体验到更少的创造性见解，缺乏曲折、不可预测的刺激，因此更难体会更有创新性的讨论。视频会议可能更有效，但效率——阿波罗的核心价值——是颠覆性创新的敌人。酒吧不仅让我们感觉更好；如果使用得当，从长远来看，它会让我们工作得更好。

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用多种感官刺激围绕着他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允许他们缓慢但稳定地用麻醉品下调PFC——这才是摒弃我们的狼或黑猩猩天性的最有效、彻底的方式，否则我们只会循着目标导向、自我控制、自我利益中心，专注于任务并彼此疏远。如果Zoom能够创建一个功能，能把你家里的照明和音乐与潜在的业务或研究合作伙伴的家庭办公室同步，同时用强大的经颅磁铁吸引你们俩，那就太棒了。然而，在我们等Zoom开发团队实施这一升级的同时，在轻松、面对面的环境中共同喝酒，仍然是我们最老派、最简单、最有效的文化技术。

作者/（加）森舸澜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